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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或与身旁带来的资深分析师低声快速交换意见，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上调出早已准备好的多种估值模型和投资方案，进行最后的微调。

    他们需要考虑的，更多是如何在确保份额的前提下，给出一个既有竞争力、又不至于过分拉高后续轮次估值基数的“聪明报价”，以及如何将自己能提供的资源如流量、产业协同、上市辅导等描述得既具体又充满吸引力。

    而那些纯粹的外来财务投资者，尤其是像凯鹏华盈、赛雅创投、老虎全球等国际美元基金的代表，表情则要严肃得多。

    他们迅速将现场获取的最新信息，特别是陆阳那番强势回应和沐紫晨展示的数据细节，通过邮件或即时通讯工具，发送回亚太区总部甚至美国总部。

    小小的会议室里，响起了好几种语言压低声音的快速通话声。

    估值模型在跨越太平洋的数据链路上被快速重新计算，投资委员会的临时电话会议也在全球不同时区紧急召开。

    对他们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投资决策，更是一次对中国新经济潜在巨头的下注，需要权衡的变量更多。

    当然，也有一些投资机构的负责人显得颇为尴尬。

    他们或许来自国内某些中小型基金，或是某家大机构中权限有限的执行层。

    面对如此重要的决策和陆阳设定的“暗标”规则，他们显然不具备现场拍板的权力。

    于是，在会议室角落或靠近门口的座位上，陆续有人起身，拿着手机，面色凝重地快步走出会议室，寻找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拨通给真正能做决定的合伙人的电话。

    走廊里，隐约能听到诸如“估值可能要到X亿美金”、“条件很苛刻”、“陆阳态度非常强势”、“资源承诺要具体”之类的急促对话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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